[6]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31条第二款规定：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的单位、个人运输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注释:[1]对于行政处罚竞合，我国行政法学界有一些研究，但是，行政处罚竞合与行政处罚并用不是同一意义的概念，处罚竞合是针对行政处罚行为人的违法性质及这种违法性质在处罚过程中的职能交叉而使用的，它主要不是针对行政相对人处罚中的种类，二者可能有部分重合关系，但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
由于违法行为中的一是处罚并用概念的前提，因此，行政处罚并用很容易被人们误认为行政主体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连带责任中责任主体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而它们共同对一个违法行为负责。例如，两个以上行政主体对一个行政相对人作了两个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而这样的处罚就存在于共同行政行为之中。再次，行政处罚并用是两个不同罚则的合并使用，而不是一个罚则的重复使用。行政行为 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处罚适用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当然，还规定了行政处罚的执行程序。同一行政行为则是指行政主体的一个行政行为中涉及的行政相对人其权利义务不可分割，而在同样行政行为下权利和义务则可以予以分割。[7]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中，侵权责任法是独立的一编。
以其威力强制推行法理。abstract：The enactment process of Civil Code in France, German and Japan indicates that the civil legislative power is empower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must be exercised within the constitutional competence and procedure, and that the legislature shall not establish a civil law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constitutional norms. In modern constitutional practice, the legislatures duty to enact civil law comes from the fundamental right clause and its function as objective legal order. The existing civil law system in our country ignored in large latitude the constitutional limits, which will constitute a hidden trouble to the future Civil Code. The perfect construction of a civil legal system relies on not only the wise of civil law jurists but also the particip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jurists. key words: Civil Legislative Power; Civil Code;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ity 注释:[1] 1802年宪法创设了第一终身执政（Premier consul à vie）这一机关，并明确规定该职务由拿破仑担任。而在后一阶段，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并得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在此，民法典的制定成为宪法为统治机关所设定的公权目标。
3、法国民法典在拿破仑强有力的政治手腕推动下，按照1802年宪法设置的立法程序最终获得通过。王建学（1978— ），男，厦门大学法学院讲师，厦门大学艾克斯马赛大学联合培养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
在现代立宪国家，立法机关建构民事法律体系的义务来自于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作为客观法秩序的功能。我国既有的民法立法没有充分注意宪法的约束作用，这给未来《民法典》的编纂留下了合宪性隐患因此，诸如党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的关系需要正常化、规范化、制度化、需要制度予以规范，在操作层面予以落实。{1}上述5次使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一词均出现在序言里，条文中没有出现这一表述。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外，需要强化对执政行为的研究。具体化的关键是制度化，制度化又包括了法律化这一内涵。3.领导权与执政权是什么关系？特别是能不能从宪法序言中党的领导直接推导出执政权，因为人们一般认为权力必须由法律明确授予，而不能被推导。
同样，执政权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字，在现行宪法中不存在。二是发挥国家机关中党组的作用。
宪政实践也说明，宪法序言中关于党的领导的原则性规定需要具体化之后，才能便于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操作。这里，就需要将政治的还给政治、法律的回归法律。
党的主张，凡牵涉到人大、政府的，均应通过相应的法定程序，才能转化为国家的政令与法规。当然，转化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党的领导。二是直接提出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2004年9月15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3)处的使用，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调。文章来源：《东方法学》2011年第5期 进入专题： 依法执政 党的领导 。
{4}关于党的领导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是：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最后，《党与国家机关关系法》催生了宪法时代的到来。
目前党的领导的制度化问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党的领导需要制度化，因为作为基本原则的党的领导需要具体化，重大领导行为需要制度化。
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根据宪法序言中的党的领导进行推导或者进行宪法解释等方式，得出执政权这一重要概念。虽然其内在的语义想说明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此处都是在证明、在推导，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认为这些都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2}的描述，即宪法文本的序言中，在文字上没有领导权一说。
党法关系、司法独立等一直是我们研究与探索的主要内容，《党与国家机关关系法》的制定对于保证人大的权力机关的地位，保证司法独立具有主要意义。党的领导进入法律，首先面临的是学术语言的转化或者说话语的转化，因为党的领导是一般的政治用语、生活用语。(1)、(2)两处的使用，属于历史的描述。(4)、(5)两处分别表达了爱国统一战线与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党在其中的地位。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4}张明剑：《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宪法的根本原则》，《河北法学》1987年第6期。
党的领导在法律语境中可以对应的法律概念是执政权，而不是领导权，尽管执政权这一重要概念在法律文本中还没有出现，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与研究，但是执政权是法治的新生力量。2.领导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领导权是法律上的权力吗？事实上，领导权不是法律上的权力，所谓领导权只是政治上的地位，是一种权威。
(3)处的使用是介词结构，内容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其含义等同于我们日常所说的在党的领导下。制度化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
因此，我们将执政权称之为隐形的权力。上述5次使用，在含义上层层递进。其次，依法执政的思维尚需要进一步培育与养成。党的领导更多地体现的是概念的政治属性，而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宪法概念或者是法律概念。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执政党通常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十六大提出的依法执政这一全新的课题，要求我们在法学领域，特别是宪法领域中，以具体制度形式予以回应与落实。
毋庸置疑，坚持党的领导无疑是我们矢志不渝的政治信念与行为准则。3．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因此，尽管宪法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并表达了党在国家社会生活的领导地位，但是如何领导，对于国家机关而言，就是党如何执政没有明确的条文与法律可以据以遵守，这是政党活动中的法律空白点，需要进行立法，以明确相互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法》的制定已经迫在眉睫，这是通过以法律的形式具体明确相互关系的基本法律。
